“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是2019-2020年从中央到各地均需集中力量推进完成的战略工程。在“十三五”渐近尾声之际，如何研究形成“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和规划纲要，形成精确可行的转型发展战略蓝图和策略举措，已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亟需攻克的重点。
华略智库理事长、战略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姚荣伟，结合自己多次参与五年规划编制和多年决策咨询工作经验，将最新思考形成《未来已来，何以竞胜——“十四五”规划编制前瞻性研究系列研究》，特此推送，以飨读者。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已历13个五年规划时期。“十四五”规划虽是“规定动作”、常规性工作，是以往五年规划的延续，但我们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新目标、新任务大不一样。
总的来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我们遇到的各种内外风险和挑战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十四五”规划具有新时代特征和继往开来里程碑意义的内在逻辑。
如何研究形成“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和规划纲要，形成精确可行的转型发展战略蓝图、路线图和策略举措，已经成为事关我国和各地实现新旧动能根本转换、及时抢占竞争C位优势、横渡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招”。
因此，高度准确预判“十四五”国内外的大局大势，创新提出阶段性系统性的对策举措清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目前已经有许多很好的观点和见解。在此基础上，上海华略智库对“十四五”大局大势和规划编制要点的基本判断是：
“十四五”规划编制既有历年五年规划的常规性、延续性做法，但由于面临的内外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均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基本思路和规划纲要编制的研究重点与策划路线也要做出重要创新。
力争成为一个符合新时代、迎接新挑战、推出新举措、实现新转变、奠定新基础的历史性行动纲领。
上篇：
未来已来，制高卡位和风险把控势在必行
谋局必先谋势，谋定方能后动。
当前国内各界对改革开放、社会治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重要领域的基本共识，在此无需再赘述。就我国面临的内外环境演变趋势及其深远影响，我们有以下五大基本判断：
判断一：进入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期
“十四五”时期的五年（2021-2025），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非常关键的五年。
国内既要巩固提升、结算奠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更要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2049建国100周年）第一阶段（2021-2035第一个15年）奋斗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两个百年交汇期”，我们理解中国即将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历史任务将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逐步转到强起来，要全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从世界边缘转向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其次，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保障不再是简单托底数、满足基本需求，而是要抬基数、实现高品质生活。
【单从2019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贸易来看，上半年部分重要机电产品、优质消费品进口都实现了较快增长。比如美容化妆品及护肤品增长46.5%，水海产品增长39.1%，电动载人汽车增长92.1%，显示出我国国内消费升级和政策红利的释放】
最后，竞争格局正在从梯队追赶发达国家转化为局部同台竞技，许多重大创新需要处在世界前沿攻坚突破，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独创研究解决，追随者开始向领路者转型。
这三个标志性转变，意味着“十四五”规划编制既要对准国内或国外最高标准继续实施追赶策略、实行高水准开放，还要结合自身国情和区域格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高品质生活、社会高效率管理、民生高水平服务、城市高智能管理等方面闯出一条新路。
尤其是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广州等国内领军城市更是肩负重任，“十四五”期间需要向全球城市前列、世界创新策源等目标全速挺进。
8月18日中央发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就是明证。
【《意见》明确指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要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深圳要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判断二：进入外部剧变冲击凸显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发展环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从全球格局来看，主要是指近年来国际形势多变急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多出迭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涌动躁动，全球投资贸易格局、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全球金融货币格局、全球多元治理体系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从更深层次和更聚焦意义上说，我们粗浅理解，核心问题还是指中国和美国综合竞争尤其经济科技竞争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向了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新格局。
这也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曾经提出的中美梯次共治——实质美国占据高端、中国立足低端的设想破灭后，美国对中国近年崛起产生了强烈的竞争心态和不安全感，对中国采取了高压、打压和挤压的竞争策略。
中美之间全面竞合将成为贯穿“十四五”甚至更长历史阶段的标志性大概率现象，这将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美国以逆全球化作为对外经贸关系的基本政纲，中美双边关系和全球经贸格局进入艰难重构期。外部发展环境的种种巨变，将对国内各地大对外开放带来严峻挑战：
第一，外需紧缩或成新常态。这种出口紧缩新常态与国内去产能、去杠杆等产生叠加效应，将给我国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突出的地区带来更大下行风险。尤其是部分对外贸易活跃的沿海地区、园区和企业等，可能会因为我国与某国有贸易摩擦而遇到重大经营困难。
第二，规则调整压力加大。我国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削减国有企业补贴等诸多方面将面临来自美国的高标准压力，也有可能同步面临其他发达经济体效仿美国提出的类似“公平贸易”的要求。
第三，利用国际资源障碍更多。目前日欧已宣布建立零关税自贸区，如果美国与欧盟也达成协议，将使发达经济体逐渐形成零关税贸易圈，势必会给我们降低关税带来更大压力，将严重冲击我国的制造业稳定发展。
在此背景下，许多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或扩大生产线时，就有可能考虑成本因素而有更多的选择。从电子产品制造业来看，部分知名制造商开始选择在越南、泰国建厂。
这意味着，过去主要依靠外资规模进入、工业规模出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十四五”时期国内各地既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获取宝贵的全球高端要素资源，也要立足产业自主可控的基底，强化产业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在若干重要行业领域，培育一批本土创新型企业，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底。
判断三：进入动能转换风险管理期
2018年我国人均GDP逼近1万美元，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十四五”期末有可能突破1.5万美元，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经济高质量高能级发展，这是乐观预期的模拟判断。
但同时，“十四五”时期也是国内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平稳增长、政府财政税收存在低速失速的可能，经济和社会风险底线管理将成为今后五年各级政府需要进行提前预备的重大必备工作。
主要判断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制造业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端打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挤出的双重挤压。特别是美国对华技术制约，可能破坏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完整性，给企业带来类似中兴事件的打击。
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也面临成本快速上升、金融去杠杆、环保约束强化、快速老龄化、“脱实向虚”等方面的影响，传统优势领域出现了部分企业加速向外转移的现象。
特别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冲击，部分跨国企业订单外转加强，企业开始考虑产能外转，布局新建海外工厂，企业外迁意愿提升。
【据统计，我国沿海地区人工成本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度的2 倍；广东工业用地出让单价约为美国中西部的4-6倍、越南的1.5倍。2018年以来，东南亚投资热度快速提升，英特尔、富士康等跨国企业、著名代工企业纷纷到印度、越南等国布局】
这就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国内部分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可能会集中高频发生，产业转型将面临青黄不接的风险考验，尤其是部分欠发达地区新旧产业断档风险可能高企。
同时，“十四五”期间如何确保我国经济在持续稳定增长中推动创新转型加速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五年规划最主要的挑战和重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既要巩固制造业的优势和占比底线，防止传统产业转移过快或“二转三”过多导致产业空心化，更要加速培育创新型领军型企业，培育高质量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需要着重改善自身的营商环境和区位优势，利用好重大交通设施改善的优势（比如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机遇），加大力度吸引发达地区合适的产业梯度性、系统性转移和落地。
也要适度布局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防止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最后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
判断四：进入卡脖子高技术猛攻期
我们对于“十四五”期间世界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变化趋势的重大判断，就是人工智能产业（AI+）将在今后五年进入临界爆发期，给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产业发展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有可能深刻改变世界主要大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产业发展位势。
据《第四次工业革命》预测，2025年之前美国将大概率出现机器人药剂师，无人驾驶汽车将占到美国道路行驶车辆的10％，30％的企业审计由人工智能执行，家用电器和设备占到一半以上的互联网流量，第一个人工智能机器将加入公司董事会。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产业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范围整合和重构全球价值链条”，有可能会带来国家之间竞争的“赢者通吃”。
反观国内，目前国内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对外依存度仍在50%以上。
大量的集成电路、汽车、仪器仪表、显示面板、自动数据处理器、飞机和航空器、电子元器件、医疗器械等产品，其核心控件大多依赖国外。
如机器人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均来自于进口。
更重要的是，美国等对中国引进技术和对外投资正在进行“卡脖子”，对我国先进技术出口和国企对外并购严加限制，这将对我国利用国外技术、品牌等优质资源促进国内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对此，“十四五”时期中央和国内各地必将加速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着眼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集成电路芯片、生物科技、航空航天、核心部件等一批“卡脖子”关键前沿技术短板。
史无前例地提高研发创新投入，全面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研究实施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的可替代性措施，力争在自主可控方面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也将成为国内诸多领军城市“十四五”期间科技创新的主题主线。
判断五：进入要素资源稀缺争夺期
“十四五”期间由于国内各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特别是高端资源的争取上也已经出现了两个现象级事件：一是土地、财政和环境资源压力迅速抬升；二是政策、平台和人才争夺张力迅速铺开。
这实际上预示着，各地在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竞争，既是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竞争，也是关键资源和上位支持的竞争。
在资源稀缺性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在国内发达地区已经日益匮乏，完全进入依靠城市更新改造盘活存量土地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用地指标非常紧缺，重大项目数年“一地难求”也早已成为常态。
部分中心城市由于存量土地盘活成本居高，不得不通过“二转三”建设商办楼宇，这不但加剧了商办楼宇过剩现象，更减少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同时，近年来各地政府明显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大批量淘汰了落后产能，但同时由于全区域执行严格的氮磷排放标准，导致生物医药、新型化工等产业无法通过环评而落地。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各地政府财税收入的陆续结束了高速增长时代，部分地方政府税收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因此，“十四五”时期公共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作为问题凸显出来。
在资源竞争性方面，2018年最著名的就是爆发了全国百城“抢人大战”，纷纷推出优惠的人才政策鼓励落户本地。
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陆续推出了尖端人才专题引进计划，推出巨额资金支持吸引高端人才团队创新创业，大力加强对平台型机构包括互联网平台企业、国家级研发设施平台、估值10亿美元以上独角兽企业、高能级峰会论坛等的争抢，以重大功能平台落地推动相关产业集聚。
特别是近年来上海、深圳、北京、杭州、雄安等地全面加大了对制度先行和政策扶持的争取，自贸区新片区启动、科创板以及注册制试点、外籍人才个税15%封顶、服务业全面扩大开放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设立等，给政策落地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和品牌效应。
“十四五”期间，如何解决关键要素资源盘活问题、获取国家支持开展先行试点，将成为决定一个地区转型升级能否成功的“制胜一招”。
本文是华略智库关于《未来已来，何以竞胜——“十四五”规划编制前瞻性研究系列研究》的首篇——《未来已来，制高卡位和风险把控势在必行》
